国民政府迁都之争

从1926年底开始，随着蒋介石与邓演达在对待联俄联共问题上的分歧日趋扩大，双方渐行渐远。1926年12月22日，蒋介石认为邓演达领导的政治部出版品多共产色彩，对之特别警惕，“如此反宣传，对于本军、个人乃黄埔为害尚小，对于革命前途影响殊大！”电令邓演达严厉整饬。

然而，1927年1月至4月间，因为迁都、清党等事件，双方关系急转直下。1927年1至4月间的《蒋介石日记》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蒋介石对邓演达的观感，同时展现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历史过程和背后的真实原因。

随着北伐军事进程的节节推进，蒋介石在1926年9月就提议迁都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1月26日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委托邓演达赴武汉负责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12月13日，邓演达出席武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会议决定，为使权力不至中断，迁都完成以前在武汉先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湖北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几日后，邓演达又被选为临时联席会议宣传委员会主席。

　　尽管蒋介石最早提议迁都武汉，但唐生智势力在武汉和两湖地区的扩展，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迅速高涨，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警惕。蒋介石认为，倘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驻守武汉，其势力必定大受制约。因而蒋介石决定改迁都到自己控制下的南昌，因为其总司令部设在南昌，且亲信部队控制着江西和福建一带。1927 年1 月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邓演达和宋子文由武汉赴南昌参加会议，代表武汉方面的意见。会上，蒋介石力主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邓演达据理力争，陈述迁都武汉的理由，并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尽管反对之声不绝，蒋介石仍旧强硬作出决定：“关于国民政府之国都问题，应待汪主席返国后在新近召集之三月一日中央全体执委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在中央全体执行委员未开会前暂驻南昌。”由此，蒋挑起了迁都之争。

　　由于武汉方面的抵制，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心神烦闷，几难成眠”。但蒋介石仍于1月5日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1月7日，武汉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敦促蒋介石赴汉。为了打破迁都问题的僵局，蒋介石于1 月12 日由九江抵达武汉。邓演达作为湖北省主要负责人和总司令下属，全程陪同蒋介石。当天的晚宴中，苏联顾问鲍罗廷盛气凌人，因迁都之事出言讥讽蒋介石，令蒋介石感到“生平之耻，无踰于此”。 1 月15 日，蒋介石设宴招待武汉各界代表，席间又因迁都之事遭众代表质问。在武汉之行中，邓演达对蒋介石的态度也较强硬，邓演达的言论也甚为激烈，给蒋介石的刺激极大。

　　1月17日，蒋介石在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再度提出改迁都南昌的要求，遭到了代表的反对。

由于武汉之行并未达成预期目的，蒋介石在回南昌后继续向武汉方面施压，并派戴季陶赴武汉，敦促在汉中央委员赴赣。1 月26 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派邓演达、何香凝、顾孟余等随戴季陶去南昌，力图说服在赣中央委员启程赴汉。由于蒋介石视鲍罗廷为改都南昌的一大绊脚石，蒋介石1月27日的日记，蒋介石当日与谭延闿、戴季陶在庐山深谈至午夜，谭延闿、戴季陶同意在驱逐鲍罗廷之后，将中央迁至武汉。但邓演达坚决反对迁都南昌和驱逐鲍罗廷。